这个更简单，每隔一两天，就拿上几杯网红店的奶茶，在下午的空闲时间到罗主编工作的那一层去，找个借口在前台那儿站一会儿，和前台聊聊天，顺便再跟那些正在和前台聊天的ol一块儿聊聊，基本就能探出个大概了。

不过这事儿不能做得太频繁，必须懂得分寸、点到即止；你要是连续一个礼拜天天都去，那个前台就会误会你对她有意思，然后你就必须约她出去，否则她就会发现你其实对她没意思……那时候，她就会有点不爽，就算她本来也不喜欢你，打算拒绝你或者把你当备胎，但你如果先她一步停止了某种她认为已经存在的暧昧关系，她就会恨上你，紧接着就会开始在背后说你坏话。

人性就是这么麻烦，懂得揣摩这些的我也觉得这些很麻烦，如果我是个女人、并且生在古代，也许有机会把这些知识用在宫斗活动之中，可惜我不是。

言归正传，在对罗主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，我对他那份履历的质疑变得十分强烈，为了验证这点……我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，办了旅游签证，去了趟纽约。

出发前，我已通过邮件联系到了一位从纽约先驱报退休的老记者，约好了和他一起喝杯咖啡。

我自然不可能在网上直接问他关于罗主编的事情，倒也不是怕留下什么聊天记录，而是你直接问他这种问题他未必会理你。

我与那位老记者接触时是想好了全套说辞的，他以前曾写过一篇挺出名的关于环境治理问题的报导，还差点儿拿了普利策奖，我就以此为突破口，宣称自己在学校时就是因为读了他这篇报导，才立志成为调查记者的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，因此想跟他见一面，聊上几句，并请他这位“人生导师”给我传授点经验。

不出我所料，这老头儿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。

“超过平均水平的高傲”、“不同程度的自以为是”、和“渴望被人重视”，可说是律师和记者行业的通病。

想象一下，一个“差一点儿拿到普利策奖”的老头儿，如今退休在家；他还没有老到必须进疗养院的地步，经济上也没什么困难；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从早忙到晚，过去的人际关系也渐渐疏远和减少；年轻时因为醉心工作，妻子早已离开了他，子女们一年里也只跟他见几面……

这样的一名老人，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金钱？社会地位？这些他不缺、或者说对现在的他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。

他最渴望的东西无非是别人的陪伴，这个“别人”，如果是他的亲人那最好，是朋友也行，实在没有……一个怀着善意或敬意的陌生人，也很好了。

那天我一下飞机就联系了他，四十分钟后我们便在咖啡馆里碰头了。

老头儿一看我手上还拿着行李（我的行李不多，只带了一个小号的旅行箱）就来了，可感动坏了，他热情而有力地跟我握手，仿佛我是他远隔重洋却素未谋面的知己。

之后的一个多小时，我和他聊得很愉快，毕竟我来之前做了不少功课，读了不少他以前写的报导；“背东西”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了，要不然我这学渣怕是根本考不上大学。

我可以从老头儿的眼里看到他的满足，看得出来……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长时间地认真听他说话了。

有些人一辈子也不曾被家人以外的人重视或崇拜过，还有些人虽然享受过那些，但某天……通常是他们退休的那天，这些也都跟着烟消云散。

这种心理落差，加上这类人惯有的高傲，会让他们非常失落。

人上了年纪的确是很可怜、也很可悲的，当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、甚至被视为累赘，身体和大脑也都逐渐衰败时，他们会慢慢被孤独和落寞所吞噬；很多人到了晚年轻易就会被一些拙劣的骗子摆布、却不信任自己的亲人，就是因为可能骗子陪他们的时间相对更多些。

我，也是个骗子。

我骗取了他的信任，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。

在我那杯咖啡第三次续杯时，我假装不经意地提到了我的上司——罗主编；老头儿自然已经不记得那家伙了，不过我早有准备，我拿出笔记本电脑，点开了一张罗主编当年在纽约先驱报实习时的照片；这货把这张照片直接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用来装逼，不难弄到。

那张照片中，除了罗主编之外，还有另外几名实习生，以及当时负责“带”他们的记者，也就是我眼前这位老人。

像纽约先驱报这种美国老牌媒体的背后主要还是被白人财阀们掌控，明里暗里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根深蒂固；罗主编实习的时候是在二十多年前了，那个时候“政治正确”还没现在这么紧，所以华裔的实习生很少，老头儿一看到照片，就对他有印象了。

或许是担心我和罗主编有什么交情，老头儿在说话时绕了些弯子，但依然可以听出来……姓罗的很不是个东西。

看来他那套溜须拍马和弄虚作假的把戏，一直没有变，只是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得通。

三个小时后，我和那位老记者道了别，临行前老头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夸奖、并祝福了我。

如果是在十年前，他还没退休的时候，他可能根本不屑于跟我这样的人坐下来喝咖啡；就算来了，他也不会跟我聊那么久。

那时的他，八成会跟我摆架子，说些自己很忙之类的话，粗暴地打断我的陈述，抨击我国的新闻自由，强行灌输一些他认同的价值观，回答一些他想回答的问题、无视其他的，刷完一波优越感后，留下一句“这单我买了，谢谢你浪费我的时间”，然后扔下几张现金并无礼地离去。

可是现在的他，站在街上，挥手、目送我上了出租车，直到车消失在拐角，他才转过头，带着叹息的意味舒了口气，步行回家。

事后他能意识到我只是在他身上打探情报吗？

应该是可以的，但我想，即使可以，他也不会让自己往那方面去想；他会竭力说服自己，今天遇到的真的是一位满怀热情的年轻后辈，而这个后辈真的是因为崇拜他才来见他的。

…………

9月9日的下午，我从罗主编那里得到了我的第一个任务：去采访一对夫妇。

我知道他们，他们是几年前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“无肛婴儿之死”事件的当事人；当然了，如今这事儿也早已经无人问津了。

主编要求我去跟进他们的情况，写一篇关于网络暴力的报道；按照罗主编的说法，最近上面想抓“网络暴力”这一块，进行一定的舆论引导。因此，需要我们用一个较为典型和凄惨的受害者案例，写一篇将网络暴民妖魔化的报导。

其实这也算好事。

我没有等到第二天，当天傍晚，我就拿着他给我的地址，乘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铁。